性与婚外情 李银河：法律与婚外性关系

李银河：法律与婚外性关系

在1980年《婚姻法》修正案开始时，有人提出应使用法律手段惩罚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具体建议大致如下：丈夫和妻子应该互相忠诚。如果一方不忠实，另一方可以诉诸公安部门消除干扰。后来，由于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在提交人的正式修正案草案中只增加了“已婚夫妇应互相忠诚”一词。

我反对将最初的提议和后来的保留刑法都写入婚姻法。从法律术语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已婚夫妇应该彼此忠诚”是道德准则广州私家侦探收费标准，而不是法律术语。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禁止重婚。”这些术语是法律术语。）将道德规范写入法律是否合适？有必要吗？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婚外性关系的处罚，是否有必要在婚姻法中写入“婚姻法”？

婚外性行为违反了婚约，是不道德的。没有婚外性行为的一方经常给没有婚外性行为的一方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和愤慨。因此，我可以理解某些人利用法律惩罚婚外性关系的想法，但是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这个想法不合适，原因有三点：

首先，有可能实施惩罚婚姻以外的性关系的法律吗？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婚外性关系在已婚者中占较大比例。根据澳大利亚的统计数据，有43％的已婚者一生中都发生过婚外性行为。西欧和北美的统计数字也接近该比例。在中国，我于1989年在北京进行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承认婚外性行为的比例为6.4％。如果按年龄组划分统计数据，则具有这种行为的年轻人比例远大于老年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老年人的死亡，已婚人士中婚外性关系的比例预计将大大增加。

中国有句俗话：法律没有责怪公众。由于婚外性行为是大部分人口的行为，一旦被定为非法行为，将很难实施。困难首先来自警察力量不足。让警察处理可能涉及40％人口的某些行为是一个愚蠢的主意。这种方法并非没有警告：在1980年代的某个年份，北京试图惩罚所有观看淫秽物品和犯罪者的人。警察行动开始后，大量的旅馆和饭店立即被用作临时拘留所，因为监狱和拘留所立即被人满为患。最后，整个操作必须以反斜线结尾。

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教训是，在使用警察惩罚某种行为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行为在人口中的范围和比例。如果没有统计数据作为轻率立法的依据，则可能会出现违规现象。使用警察惩罚婚外性行为的法律的颁布实际上无法得到执行广州私人调查取证公司，或者仅仅惩罚那些愚蠢的作弊者和狡猾的作弊者不受惩罚，这将大大损害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是否应制定法律来惩罚婚外性关系。

任何惩罚婚姻以外的性关系的法律，本质上都必须是通奸法。通奸法是一种中世纪的法律，被现代社会所拒绝，被认为是过时的法律。主张在现行婚姻法修正后恢复通奸法并惩罚通奸者的想法之一是，即使从统计上讲，只有一小部分公民参与此类行为，仍应惩处这种惩罚。我认为，惩罚婚外性关系的最好方法是离婚。恢复专门针对婚外性行为的通奸法律太过落后了。除了世界上非常疯狂的宗教狂热政权（例如，一个国家恢复了宗教狂热者控制后的偷窃，断手和以通奸为目的的传统法律）外，世界上很少有通奸法。让我们不要回到中世纪。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婚外性一直是婚姻关系的附属物。关于婚外性关系后果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婚外性有时不仅不会破坏婚姻关系，而且具有维持不令人满意的婚姻关系的功能。如果实施通奸法，相当多的人会将婚姻视为艰巨的方式。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导致结婚率下降。

在人类立法思想史上，有两种思想：道德主义和有效性理论：对于道德主义者而言，只要按照传统观念某种活动是错误的，不道德的或邪恶的，就足以有理由禁止这种活动，例如同性恋活动或堕胎。法律的目标，例如涉及婚外，离婚，堕胎或非婚生子女的法律，旨在区分有罪和无辜的行为，惩罚有罪和保护无罪，惩罚邪恶并奖励美德。效果主义者认为，如果法律禁止某种行为会比允许行为造成更多的有害后果性与婚外情，那么即使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或不道德的，也应允许这种行为。道德主义者的目标是根据道德标准来奖励和惩罚当事方。效应者的目标是使各方所遭受的伤害最小化，而不论其道德状况和行为如何。从我国现行法律的角度来看，道德的立法思想过于沉重，很少考虑如何减少当事方遭受的损害，也没有考虑法律惩罚对当事方的后果。